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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新路径浅探******

　　顾时宏

　　中国总理周恩来1955年出席印尼举办的亚非会议时，提出了国与国之间外交应该遵循求同存异的“五项基本”和平相处原则。60年后的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纪念大会时，再次重申了他在2013年访问印尼时倡议“一带一路”合作要做到“五通”，指出“国之交在于民心相通”。

　　习近平主席2021年11月19日在北京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深入阐释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原则、方式等，共同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事。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有让双方民众真正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从求同存异的层面消除误会，实现双方稳定发展。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既是中国故事对外传播的过程，也是中外文明交融互鉴的过程，既是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同时也是在主动进入多元文化和世界文明语境的过程中，去创新性地阐释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

　　作为肩负传播中华文化桥头堡的海外华文媒体，在当今“西强我弱”的话语体系的环境下，如何适应新形势、传播方式的新变化，在蜕变转型中开辟新路传播好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是华文传媒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新形势下海外华文媒体的担当

　　在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和致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海外华文媒体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海外华文媒体主要分布在60多个国家，主流的华文媒体有400多家。只有把握媒体的话语权才能推动国际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新时代，国际话语主导权的争夺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时至今日，国际舆论中的“西强我弱”、“西攻我守”格局仍未改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强，中国需要在“走向世界”中，塑造全新的中国新形象，对外宣传介绍中华文化价值观、中国智慧、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离不开海外华文媒体和 6000 多万华侨华人的共同参与。

　　华文媒体一直是华侨华人与中国沟通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华媒和华侨华人具有融通中外的优势，肩负向世人宣传“一带一路”规划、理念、政策、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舆论、引导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沿正确战略轨道运行的重任。中国故事讲好了，华媒的传播效应就会逐渐深入民心，公信力和影响力也必然得到提升，国际话语权也会不断提升。

　　海外华文媒体面临的挑战与优势

　　当前，海外华媒在讲好“一带一路”中国故事的路上面临诸多挑战：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西方媒体仍喜欢用预设立场和“标签式语言”描述中国，或通过议程设置淡化“一带一路”影响，或依照固有框架对中国“一带一路”进行扭曲不实报道，使得国外很多人对“一带一路”有诸多误解和偏见。在西方舆论主导的世界里，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是所有海外华文媒体的责任。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和平发展以及共同发展而提出来的，是中国领导人的智慧结晶。但是一部分国外学者却质疑“一带一路”的发展动机不纯。如日本《外交学者》杂志副主编蒂耶齐发文称，这是“珍珠链”的变相发展。更有人认为，中国是打着“一带一路”的旗号，让中国的一些过剩产能走出国外。一部分西方国家标签化中国，淡化“一带一路”带来的良好影响，扭曲“一带一路”的效益，为此给许多国家的民众带来了偏见以及误解，一些企业家在道听途说了不良言论之后，放弃了与中国的合作。

　　所以，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华文媒体肩负的责任。海外华文媒体了解国外社会经济形势，也熟悉中国国情，与当地的社会关系良好，更容易产生亲和力，传播的消息可信度更高。海外华文媒体应该积极主动地为“一带一路”发声，宣传“一带一路”的美好构想、光明前景、互利共赢、可信度高、有效性好等内容。同时也需要密切关注中国的发展，对西方媒体的扭曲报道予以批驳，在维护中国国际舆论形象的同时也是在为媒体自身树立良好的形象。为此，海外华文媒体的功能绝不仅限于联络、沟通当地华人，也不仅是让世界更多的华人了解当地，华文媒体的优势更不仅仅限于“华文”。

　　因此，作为海外的华文媒体，眼光不能够只局限于“华文”或者“华人”这个圈子，而应当“走出去”，与当地主流社会加强沟通，甚至是开展当地主流语言的新闻消息播发、宣传。这不仅是让当地主流社会了解中国，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可以为当地华人融入主流社会提供更好的舆论环境，让华人真真正正能够安心、舒心地在当地长期生存，可持续地发展下去。笔者认为，借助海外优秀华文媒体的力量和影响力，同时通过当地的主流媒体，去讲好中国故事，不失为一条合作共赢的捷径。

　　如印尼的《国际日报》作为印尼最大的华文报纸，不仅在印尼通过中文，而且通过印尼文和英文报刊，以及网络大力报道“一带一路”与印尼相关行业的发展，两国在基础设施和能源等许多领域的合作，以及在人文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充分报道中国企业和人民与各国企业和人民密切交往中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故事。该报在美国的《国际日报》开辟和介绍中国各地区的 16 个英文专版，通过《洛杉矶时报》等主流媒体，发行到主流社会。通过多种渠道，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中国的发展变化，拉近当地人民与中国人民的距离，促进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的更好合作。故而，在时代使命和责任面前，华文媒体加强和各国主流媒体的合作，引导当地主流媒体参与宣讲“一带一路”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如西班牙华文报《欧华传媒》与西语世界最大的通讯社埃菲社签了战略合作协议，让西方主流媒体帮助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又如在南欧的《中希时报》华文报，在 2015 年增发了希腊语版。这每周 8 个希腊语版，使《中希时报》能够有机会和有条件跻身希腊主流社会，用当地语言向希腊人介绍旅希侨界，传达他们的呼声和诉求。同时，也让希腊各级政府部门从中了解中希双边合作情况，用希腊语讲好中国故事。

　　如今，很多国家的华文媒体已经尝试双语出版，这将打破海外华文媒体只为海外华人服务的狭隘局面。当住在国的民众看到一份自己可以看得懂并且与自己身边事相关的双语华文报纸或一档电视节目时，华文媒体的受众面将会迎来一个重大突破与转型。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政府与民间交流合作的力度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提升。

　　为中企造福当地发声 用历史故事促进民心融通

　　笔者认为，海外华文媒体在宣介“一带一路”方面也应遵从“惠及当地民生，互利共赢”的宣传重点，应让更多的当地民众了解“一带一路”能够为他们带来哪些益处，能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向好的改变，应特别杜绝“内宣外用”的现象，应以消除当地民众疑虑、为当地民众谋福祉为首要职责。

　　比如，全印尼最大的铝矿冶炼厂青山工业园在开放合作过程中，关心周边民众的福利，帮助他们搞副业、脱贫的各种活动已在当地产生正面的积极影响。青山工业园区是习近平主席2013 年访问印尼时，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签署的中国印尼重大合作项目之一，工业区建成后就业了周边大批老百姓，并为周边民众免费提供电力、医疗等便民善举，获得当地政府和百姓好评，可赞的还有中国青山企业的到来，一直注意保护当地的青山绿水。笔者曾深入该工业区采写了《种下和谐，收获共赢》通讯报道，对当地媒体污蔑工业园开发带来环境污染进行了驳斥。

　　历史上，郑和七下西洋，“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下西洋来到印尼的郑和，给印尼人民带来的是友谊、文化、经济和繁荣，他给印尼人民留下了丰厚的穆斯林文化遗产，也给中印尼友好关系打下传统友谊基础。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印尼 60 年代后发生过几次排华事件，但随着中印尼恢复外交关系，中印尼关系已发展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印尼政府提出的建设海洋大国有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共同愿望不谋而合。近年来，中印尼宗教、教育、文化交流合作频繁，进一步促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加深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中印尼合作的顺畅得益于民心的相通共融。印尼民众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故事挺感兴趣。如雅加达的话剧院每月都用印尼语上演中国历史话剧，包括《薛仁贵》、《三国演义》片段。笔者认为，要深耕细作民心相通的工作，中国的话剧院、歌舞剧院应加强和印尼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历史上，中国与印尼的人文交流频繁，比如郑和下西洋时，这位穆斯林航海家对印尼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产生过极大影响。郑和访问印尼时，在三宝垄留下的三宝洞文物遗址，随行的中国公主嫁给了印尼当地土豪的故事；比如巴厘岛上中国姑娘江金花和当地土豪喜结连理的故事；比如井里汶的中国姑娘故事；比如日若皇宫里的中国瓷器、花瓶、中国茶的故事；比如苏门答腊岛上占碑省的千年佛塔遗址里记载中国唐朝佛教义净高僧于7世纪曾到过那里传授佛教开坛讲经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被当地华人经营的巴厘岛动物园大型歌剧院改编成歌舞剧每天上演，感动着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华文化骨子里的与人为善，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也随之深入民心。

　　每年的6月底是郑和访问印尼三宝垄的纪念日子，三宝垄的民众都要举办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周年庆祝活动，包括用印尼语表演重现郑和当年到访三宝垄的情景，当地军人表演舞龙，抬郑和塑像沿街游行等群众文化活动。

　　由印尼泗水华人发起兴建的“郑和清真寺”目前在印尼各大城市已建起 14 间，对促进和印尼穆斯林民众了解中国文化，促进民心相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民心的相通也助力了我国在海外兴建的第一条完整高铁——印尼雅万(雅加达至万隆)高铁的顺利建设。

　　新时期华文媒体用转型升级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际舆论格局目前“西强我弱”，我国新闻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还不够强，声音总体偏小偏弱。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陶光雄认为，转型发展是媒体永恒的命题，海外华文媒体也不例外。现在海外华文媒体一谈到新媒体转型，想到的就是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开账号，这些虽然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应用，但毕竟是国内的中文新媒体平台，受众也只是中文读者。在这些平台上扎堆用力，也算是一种“内卷”。因此，要鼓励和引导海外华文媒体向外语、海外社交平台延伸，充分发挥他们在外的特殊作用。

　　那么，海外媒体如何抓紧转型升级创造性地传播好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曾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的胡正荣认为，国际传播要做到更有效，需要做到：一是要具备国际观。一条新闻即使是内宣，也要充分考虑发布后在国际上会产生哪些影响。二是要有良性的国传运行体制和机制。三是要启用大量具有丰富海外经验、熟悉现代国际传播的人从事国际传播工作。比如今日俄罗斯(RT)电视台。它在开台的时候聘请了大量长期在美国生活、有俄罗斯背景的人，这奠定了 RT 的成功。海外华文媒体也要有这样的魄力，对国外的记者也可以适当用一些，因为他们更了解国际通行的话语体系。

　　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强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因此海外华文媒体的国际传播也要全媒体出击，要充分利用海外的社交媒体，比如在 Facebook、Twitter 等海外社交平台上充分发声。不仅要有官方媒体的声音，更要有民间的声音、网友的声音。同时讲故事要多元化，可以有高大上的内容，也一定要有小故事。通过普通人感知自己身边的故事讲中国故事，更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如李子柒就是用亲力亲为的视频故事让西方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孝敬传统文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021年11月19日在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发言指出，讲好中国故事，要注重以小见大，全方位、多角度诠释中国发展成就。要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找到中外利益交汇点、话语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找准国际交流的公约数，用西方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听得进的方式、听得信的内容，让中国叙事成为世界叙事和国际共识。要注重展示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用小切口展现大格局，用小故事讲述大道理，力争将我国发展成就的硬事实，在境外新媒体平台上实现软着陆，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用接地气的方式去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形成客观正面的中国观。

　　去年以来，中新社在国际传播中主动设置议题也值得华文媒体借鉴，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报道中，中新社策划推出《外国友人与中共》和《外眼看中共》等专栏稿件，借境外、党外的“外嘴”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让报道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2021 年伊始中新社又推出学理型融合专栏《东西问》，聚焦文、史、哲、政、经，以促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推动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为重点，创新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

　　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万个为什么”到《东西问》专栏的议题设置，中新社一直坚持“官话民说、硬话软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中话西说”，努力以事明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用最易被海外受众认知、理解和接受的语态，回答外界的疑惑与关切：“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结语

　　海外华文媒体在传播中华文化、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一是要讲清中国和平崛起背后的真正原因和动力，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和疑惑。中国和平崛起“故事”的核心，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在于中国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二是要把中国的成功故事，同世界各国的利益结合起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惠及中国，也将惠及世界各国。这个故事讲清楚了，才会使中国故事成为全世界的“故事”，才能真正“入耳”、“入心”。在讲故事的时候，要遵循国际新闻传播规律，尊重宗教经典，特别是在跨文化传播的时候，尊重别人的宗教仪式，尊重别人的社会风俗和伦理道德，只有彼此尊重，才能更好地讲故事，让对方听进去故事。针对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年轻化的趋势，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根据受众特点，结合互联网思维提高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唯有如此，才能引导各国民众在感受当代中国发展、感知中华文化魅力中，理解中国、亲近中国、认同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和互惠共赢的理念才能接地气，融通中外，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中国和平发展观才和世界民心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才深入人心。

　　国际传播界·2022年 第1期

无人智能作战有哪些优势******

　　引言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纵观近年来的局部战争实践，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作战力量已经成为联合作战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效能倍增器作用，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无人系统的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自主能力持续增强，无人智能作战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优势和效能。

　　灵活性增强，能更有效达成突袭效果

　　一般的无人系统因其较小的目标特征及隐身化的设计，具有实施突然袭击的先天优势，但由于依靠程序控制或指令控制模式，应变性较差，仅可借助相对有利的环境条件对固定或慢速目标进行袭击。而智能化无人系统可以不依赖后方控制，可依据预先赋予的作战权限，在更加复杂的战场环境下进行自主侦察、识别、决策和行动，灵活性不断增强，能够在更广泛的任务范围内实施突袭作战。

　　可实现敏捷袭击。信息化战场上，敌方关键性高价值目标通常具有突然出现、时空随机的特点，对其进行打击受到严格的时间窗口限制，打击时机稍纵即逝，但一旦打击成功，将产生较好的作战效果并获得较高的作战效益。智能化无人系统自主能力强且具有较高的自主决策权，解决了后方指令控制在传输时间和平台反应上的延迟问题，能够借助长航时优势，以区域机动巡弋方式，对重要任务区进行持久地侦察监视，发现目标即能快速精准突击，有效把握战机。2020年1月，美军刺杀伊朗“圣城旅”最高指挥官苏莱曼尼的突袭行动，就是在其他情报信息支持下，使用具有一定智能化的MQ-9“死神”察打一体无人机，预先进入巴格达上空，对目标成功实施了侦搜和打击。

　　可实现渗透袭击。进入敌方纵深核心区域对重要目标实施破袭，历来风险大、成功率低。随着小微型无人系统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它可以通过空投或炮射等方式撒播到敌纵深，再通过自身动力飞行或地面机动，自动比对数据，自主抵近预定目标或直接附着于大型武器系统关键部位上，甚至渗透进入敌作战决策、指挥系统等内部核心场所，进行侦察监视，适时利用所携带的高爆炸药对目标的要害和节点部位进行破坏，或施放高能量毒剂对关键、核心人员进行杀伤，实施“内窥式侦察”和“微创式打击”，可破坏敌作战体系、打乱敌作战计划、扰乱敌行动节奏，并形成强烈的心理震撼。2017年11月，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上展示的一款名为“杀人蜂”的高智能微型自主攻击机器人，尺寸不到普通人手掌大小，配有广角摄像头、战术传感器等，内装3克炸药，可集群使用，能够通过很小的孔隙飞入室内，进行精准识别和攻击。

　　协同性增强，能更有效实施编组作战

　　由于受智能化水平限制，一般的无人系统以及无人系统与有人系统之间的协同，主要按照预先规划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配合，遇到情况变化，需通过无人系统后方操控站进行协调，及时性、精确性差，难以适应极速变化的信息化战场，而智能化无人系统能够根据执行任务设定的初始状态、终止状态及过程约束等条件，自动保持编队机动与作战队形、自动规避威胁，并以最优路径和方式协同执行作战任务。

　　能实施集群作战。无人系统智能自主水平的提升，是多个无人系统共同编组集群运用的物质条件，是有效发挥无人作战效能的重要基础。无人智能集群中，各作战平台能够根据不同的作战目的和任务需求，以作战目标为中心，通过互联互通互操作，相互交换信息，动态自主组合，协调一致地进行机动突击与整体防御。进攻作战时，能够高度协调地从多个方向连续或同时对预定目标实施攻击，使敌人应接不暇、防不胜防，在短时间内造成其作战体系瘫痪或关键部位毁伤，而且诱骗、干扰、电子攻击等软杀伤行动与火力硬摧毁行动能自动协调，以最佳时机进行配合，可避免相互影响及目标选择上的冲突，有效支持火力行动，提高整体作战效能。防御作战中，能够建立智能的自适应防御系统，在己方作战单元或需要防护的目标外围形成自动响应的保护“气泡”，构建立体、多层次拦截网，动态实施外围警戒、拦截和对威胁目标的灵活反应打击，保护海上或地面重要目标安全。

　　能实施有人/无人协同作战。将有人作战力量与无人系统混合编组、一体作战，是随着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而形成的一种重要作战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互补增效优势，提高整体作战能力。作战中，根据作战任务、对抗强度和战场环境等条件，多个有人作战平台与无人作战平台依托先进信息和智能技术，动态匹配力量，灵活进行编组，并在负责编队指挥的有人作战力量规划控制下，智能化无人系统靠前配置，可迅速掌握战场态势，拓展预警探测范围；又可对火力进行精确指示引导，延伸有人作战平台的打击力臂，发挥其远程作战效能；还可实施先期作战，做到先敌发现、先敌攻击，为有人作战创造战机和有利条件。同时，又可使有人作战力量保持在敌威胁范围之外，从而减少遭受敌方攻击的可能性，提高战场生存能力。外军直升机/无人侦察机协同作战的效能评估显示，执行战术侦察任务的时间平均缩短了10%，识别目标的数据量增加了15%，机载人员生存性增加了25%，武器系统杀伤力增加了50%以上。

　　可控性增强，能更有效提高指挥效能

　　无人智能作战力量的智能化，是无人系统整体的智能化，不仅表现在无人作战平台的自主能力上，还体现在规划控制方面。无论是后方控制站的操控人员，还是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编队的指挥人员，智能化控制系统都能够辅助其快速、高效地完成任务规划、作战控制，极大地提高指挥效能。

　　表现为平台控制通用化。无人系统的控制单元是整套无人系统的“大脑”，也是无人作战力量遂行任务的指挥节点，负责无人作战平台行动时的预先规划、投放/回收、信息处理、指令下达及与其他作战力量协同等任务。智能化控制系统，具备架构开放性和很强的互操作性，在极大降低操控人员工作负荷的同时，实现了由“一控一”向“一控多”的转变，即一个控制单元能够同时控制多个不同空间、不同任务类型的无人作战平台或无人集群，而且还能通过与多个不同的通信网络中的任何一个进行交互，实现与其他作战单元的信息共享与作战协同。加之智能无人作战平台自主控制能力增强，能够对指令信号上的微小错误或偏差进行自我纠正，也促进了对无人智能作战力量的高效指挥控制。外军提出并开展的“舰载无人系统通用控制”计划，就是要实现对舰载的各类型无人机及水面/水下无人系统的统一控制，从而有效协同海上作战力量行动。

　　表现为人机交互快捷化。高效的人机交互是实现对无人作战平台有效控制的关键。智能化控制系统不仅能够自主完成态势感知、作战决策、任务规划等工作，而且能将相应成果以简捷、直观的形式全面呈现出来，使操控人员很好地理解并能以简单、直接的操作进行确认。特别是智能化操控系统中的人机交互界面，能够多模式接收、准确理解识别指控人员通过语音、手势、表情、脑电等基于生理特征的非接触式交互方式表达的意图，并快速将其转化为无人作战平台能够识别的任务指令，按需分发或下达，提高了交互效率和指挥控制效能。比如，外军的“无人机控制最佳角色分配管理控制系统”项目，由智能无人机自主行为软件和高级用户界面组成，系统界面针对多架无人机控制进行优化，配有具备触摸屏交互功能的玻璃座舱和辅助型目标识别系统，使1名直升机上的空中任务指挥官同时可有效控制3架无人机，在不增加工作负荷的情况下，提高了态势感知能力和执行任务成效。

　　无人智能作战的独特优势，提高了无人智能作战力量的战场适应能力，使其能够在高动态、强对抗的复杂环境中，更加有效地与其他作战力量联合遂行作战任务。特别是随着未来“强人工智能”的实现，无人系统在具备更优的深度学习能力与更高的自主决策能力后，将对战争规则和作战方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赵先刚 苏艳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