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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一百”，奋斗精神绘就美好生活画卷******
中新网北京2月2日电(记者 邢蕊)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力量源于团结，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实现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更离不开千千万万无畏艰险、砥砺前行的奋斗者。
近日，由中央网信办主办的2022中国正能量“五个一百”网络精品征集评选展播活动进入报送阶段。今年的活动以“团结奋进新征程 同心奋斗创伟业”为主题，征集评选展播一批网民认可、社会认同、影响广泛的网络正能量作品。
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唯有奋斗者能镌刻时代的烙印，唯有奋斗者能永葆青春的活力。激扬奋斗精神，绘就美好生活画卷，而那些可歌可泣的奋斗者，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资料图：张桂梅在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给同学们讲话。图片来源：ICphoto奋斗者，新时代下凝聚精气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一个民族的长盛不衰、一个国家的屹立不倒，必定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从邓稼先、钱学森等老一辈的英雄楷模，到张桂梅、黄文秀等新时代的奋斗者，顽强拼搏的“奋斗基因”已经刻在中华民族的骨子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奋斗者发挥着凝心聚力之能。神州大地，他们无处不在的发光发热，激励着亿万中华儿女攻坚克难、勇攀高峰。
资料图：搭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的长征五号B遥四运载火箭点火发射。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奋斗者，星辰大海铸就新丰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遥远的星辰大海曾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从1970年，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到2022年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入驻“天宫”，开启中国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时代。50多载的漫长岁月，中国航天人克服重重困难，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从“东方红”到“神舟”、“北斗”，从“嫦娥”、“玉兔”到“天宫”、“天问”，一座座由中国航天人铸就的伟大丰碑，向世界讲述着中国奋斗者的故事。
奋斗者，追光路上甘为筑路石。电力工人钱海军，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平凡岗位。为千家万户送去光明，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奋斗的目标。
从事电力服务工作30余年的时间里，钱海军从籍籍无名的普通工人成长为有口皆碑的“万能电工”。他投身志愿服务20多年，为100多位孤寡空巢老人送去温暖，服务用户上万人次。2022年，中央宣传部授予钱海军“时代楷模”称号。
他曾说：“爱是一盏灯，照亮别人的同时，也温暖了自己。”漫漫黑夜里，钱海军用一盏明灯照亮了城市的大街小巷，也诠释了“奋斗者最幸福”的真谛。
奋斗者，榜样力量激励永奋发。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耳熟能详的奋斗者们不仅点亮自己的人生，更以榜样的形象激励无数青年加入奋斗者的行列之中。
榜样，让无数滴水，汇聚成滚滚洪流；让无数颗星，闪烁成璀璨夜空；让无数星火，燃烧成熊熊火炬，让千千万万个默默无闻、普普通通的奋斗者，共同挺起民族的脊梁、撑起中国的未来，擘画出一副又一副美好生活的画卷。
愿奋斗者勇往无前、青春无悔，愿奋斗者的海洋中，有他，有我，也有你！(完)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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